自從2008年9月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,第二次「全球化」營造的太平盛世突然變了調。如今各國在合力清理華爾街貪婪所埋下的地雷後,重新面對各自的發展困境,應變態度因而從齊力斷金轉為交相指責,尤以美國指控中國壓低人民幣匯率,導致兩國貿易失衡,更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。
在美中(G2)交鋒中,國際股匯市震盪,熱錢伺機流竄,不僅大賺波動財,更推升商品與房產泡沫;新興國家央行為了防止資金泡沫破滅損及經濟復甦,勉力阻升以求匯率相對穩定;擔心美國聯準會印鈔票印過頭的人竟然倒貼,也要搶買通膨公債。
蹺蹺板的兩端,一端是只問利益不管道義的熱錢,一端是維護國家權益優於國際穩定的各國政府,形成左右擺盪劇烈、令人膽戰心驚的財經現況。有人稱之為投資「新常態」,有人則憂心這是全球化逆轉的前兆。以史為鑑,第一次全球化終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,當前列強「東風吹,戰鼓擂」的叫陣局面,的確讓不少人產生瀕臨戰爭的危機感。
理論上,全球化的最高境界是「人盡其才,地盡其利,物盡其用,貨暢其流」。過去兩次全球化雖未臻此化境,但確實有助於提升全球經貿擴張速度。根據統計,1870~1914的第一次全球化,全球貿易平均每年成長4%,全球GDP平均年增1.3%,是1820~1870年均增幅的2.45倍,美日德三強乘勢崛起。
第二次全球化從二戰後的1950年起算,到1970年代末為初階段,期間創造不少經濟奇蹟,包括美國鞏固世界霸主地位、戰敗的德日浴火重生,而台港星韓等四小龍的奮起,對亞洲更是別具意義。
70年代末迄今,是為第二次全球化的第二階段,此期間歷經中國改革開放、蘇東波浪潮與資訊科技革命,國際經貿交流之頻繁更甚以往。尤其冷戰結束後的這20餘年間,以中國為主的世界工廠,讓歐美跨國企業得以架構出全新的全球運籌體系。在世界工廠的廉價生產成本支撐下,全球共享了一長段罕見的低通膨穩健成長期,有別於70年代因兩次能源危機而遭通膨赤燄紋身的慘痛經驗。
據統計,1973~2007年的全球貿易平均每年成長11%,貿易總額占GDP比重由22%勁揚至42%,跨國資本流動總額對全球GDP的占比,更從5%躥升至21%。美國仍然是這波和平紅利的最大受益者,但中國崛起牽動東西情勢,有人視為西消東長的轉捩關鍵,有人則認為是對當前世局的重大挑戰。
第二次全球化締造的經貿榮景在金融風暴後化為泡影,也勾起兩次大戰間「全球大蕭條」的血淚記憶。世人首度真正驚覺到全球化的「可怕」:在跨國間流動的資本,除了有助於成長的直接投資,原來還有包藏禍心的龐大熱錢;美國聯準會無止盡印鈔票救市,更助長了熱錢的囂張氣燄。
身為強權的美國卻也滿腹委屈,財政部長蓋特納在逼升人民幣之後,又大談以匯率手段消弭全球經濟的不平衡。蓋特納口中的不平衡貿易,指的當然是中國為主的出口導向經濟體,大賺美國貿易財,讓美國承受巨額的貿易逆差。從絕對數字來看,蓋特納言之有理,卻忽略了全球分工的現實。美國跨國企業未來就算不給中國代工,也會揮師到東南亞等其他工資低廉的地區;換言之,三角貿易所創造的貿易順差,只會從中國轉移陣地,不會回歸美國本土。況且,國家有分大小,發展策略互異,彼此截長補短,與其說不平衡貿易是一種扭曲現象,不如視之為全球化的一種結果,適度矯正可矣,想要完全消除逆差則不啻奢望。
然而這樣的邏輯,放在民族國家的利益下,終究是有理說不清,也因此下半年以來G2匯率與貿易角力戰越演越烈,國際貨幣基金(IMF)與G20的調停功能也因而無從發揮。
從政治現實看,IMF與G20就算想當G2的和事佬,也是力不從心。G7論壇在被G20取代前,最大的「成就」是"agree to disagree",唯有尊重彼此歧見,才有存異求同的可能。兩強相爭下的IMF與G20若能發揮"agree to disagree"的作用,已屬難得。
由此觀之,G20財長日前發表公報強調各國將努力避免貨幣競貶,可說是一種「應然面」的宣示,而多個會員國央行在會後的干預行為,也不該遭批為輕諾寡信,畢竟他們只是阻升而非競貶。繫鈴與解鈴的關鍵,仍在G2兩強。
瀕戰不等於終需一戰,但因為已逼到懸崖邊,又有兀鷹虎視眈眈,可轉圜的空間變小。我們當然希望結局是「G2同榮」,全球化通過危機考驗後再進階,一如中國在G20財長會前升息,蓋特納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歧山在G20財長會後密談,被國際輿論視為各讓一步的識實務發展。
怕只怕擦槍走火,演變為「G2同籠」,迭次築起的關稅壁壘造成全球化逆轉。儘管情勢惡化到以武力解決的機率比中樂透頭彩還低,但如果真的發生,套用當前的流行語,那將是舉世「百年一遇」的大劫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