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紐約時報曾經刊文解釋個人與企業借重軟體從事法律研究,已成為日益普遍的現象。 電腦可以迅速分析大量文件,並以低廉的成本執行以往必須動用大批律師及其助手的任務。科技的進步降低職場對受過良好教育勞工的需求。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研究並非特例。前述文章指出,軟體同時不斷取代晶片設計等領域的工程師功能。更廣泛的說,所謂現代科技只會消滅勞力工作,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工是明顯贏家的說法,可能主宰公眾討論,然而實際上,它早已不合時宜。 事實上,大約從1990年開始,美國就業市場的特色並不是對於專業技能需求的普遍提高,而是「掏空」:高薪與低薪就業均迅速增加,支撐強有力中產階級所不可或缺的中間薪資就業則遠遠瞠乎其後。中間出現的空洞不斷擴大:1990年代,許多高薪職缺增加迅速,最近大幅減少,低薪就業則不斷增加。 何以致此?所謂教育越來越重要所根據的觀念是,科技進步足以增加資訊族群的就業機會。寬鬆而言就是,電腦對勞心族群有益,相對傷害勞力族群。 然而幾年前,經濟學家奧托(David Autor)、李維(Frank Levy)、穆納尼(Richard Murnane)指出,如此思考問題不對。他們說,電腦在例行工作方面勝人一籌,亦即「因為遵循明確守則而得以完成的認知及勞力工作」。在這個前提下,包括許多白領及非勞力事務在內的例行工作岌岌可危。相反的,即使面對科技進步,無法因為遵循明確守則而完成的工作─包括多種勞力,例如卡車司機與大門警衛─還是會繼續增加。 這裡的關鍵是,現有經濟體系下仍未消失的勞力工作似乎難以自動化。製造業生產線工人降至美國全部就業6%的局面下,可繼續流失的生產線就業機會並不多。另一方面,許多由受過良好教育,享有相對優厚待遇勞工從事的白領工作可能很快就會電腦化。吸塵器機器人很可愛,機器人警衛則仍遙遙無期。電腦化法律研究與電腦輔助醫學診斷已經出現。 還有全球化的問題。以往,只有製造業勞工才會擔心來自國外的競爭,然而電腦與通信結合使遠距離提供多種服務變得可能。我的普林斯頓大學同仁布蘭德與克魯格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,受過良好教育之高薪勞工從事的工作比教育程度比較不足、待遇較低勞工從事的工作「更容易外包」。如果兩人說法無誤,日益熱絡的國際服務貿易勢必進一步掏空美國的就業市場。 這一切對政策有何意義? 是,我們必須整頓美國的教育,尤其是,美國人在起跑點所面對的不平等不只令人憤慨:來自貧窮家庭的聰明小孩比出身富裕,但聰明程度比較不足的小孩更難以完成大學學業。它們代表美國人力資源的嚴重浪費。 教育也有無法勝任之處。特別是,所謂讓更多小孩接受大學教育,以恢復往日中產社會的看法其實是一廂其願。大學學歷已經不再是獲得好工作的保證,以後更是如此。 如果我們想創造一個繁榮廣泛共享的社會,教育並不是答案;我們必須直接著手打造這種社會,必須重振勞工過去30年來逐漸失去的集體談判權,以使一般勞工與超級明星得以享有爭取良好待遇的談判權力。我們必須保障全體公民的必要權利,尤其是享有醫療保健的權利。 我們不能為了追求目標而只是讓勞工接受大學教育,它已經不保證可以獲得那種可能消失或不提供中產階級薪水的工作。(作者Paul Krugman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) 【2011/03/08 經濟日報】 |
2011年3月7日 星期一
克魯曼專欄/高學歷勞工的悲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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